國民教育應始於曾蔭權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難以置信地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指民主「如果去到極端，便有出現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情。當人民掌握一切，那便不能管治這地方」。此番言論，充分反映了他對中國政治和中國現代史的認知貧乏。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七．一」來港訪問時，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要針對青少年推行國民教育。前日，曾特首在其施政報告中亦大力提倡此事。今次事件再次說明了香港真的要認真辦好國民教育，並且應由特首開始。

十年文革，一場浩劫，與極端民主全然無關，恰恰是因為當年中國人民完全沒有民主自由可言，才令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可以橫行無忌，在全國發動假借群眾運動之名，推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鬥爭。對此，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便作出了重要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裏的領導者指誰，中共中央的決議進一步闡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而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恰恰是其個人獨裁發展到極點，而中共黨內和國家的民主政治機制遭到徹底破壞，令後者根本無法發揮應有的制衡作用。

如果曾特首不信服，請他看看中共中央的結論：「毛澤東同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當年，如果中共黨內有健全的民主政治機制，又或中國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權利，國家民族便可以避過這場浩劫。其實文革的出現，剛好說明了民主制度的重要，以及權力高度集中的危險。

香港回歸中國已逾10年，曾蔭權身為特首，竟然將文革與極端民主混為一談，對中國人民在中共建政之後所經歷的最大一場劫難，明顯缺乏最基本的認識，跟中央的決議也相距十萬八千里，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特別是在這場浩劫中，有超過1.13億內地同胞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而當時的全國人口僅約6億！

我們擔心身為特區政府之首的曾蔭權對國家的認識與了解尚且如此無知，其他官員又會達到什麼水平呢？今次事件充分說明了特區政府有迫切需要全面推動國民教育，並應由最高層做起，否則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所言的「須從國家的將來看香港，為自己作出正確定位」，只會像瞎子摸象，亂搞一通。

失言之後，特首辦代他澄清謂，曾蔭權的意思是，香港需要一個適合香港，並且可以進一步提升管治質素的管治模式，他有決心在任期內，為香港人建立良好的普選模式。但是，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機制尚在起步階段，而政府又剛剛完成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之時，曾蔭權卻大談民主發展到極端的後果，並把民主政治發展與提升政府管治質素相對立起來，讓人看到「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一切權力為人民服務，一切權力受人民監督」的民主基本理念，原來在特區之首的腦袋裏是沒有半點位置的。曾特首必須明白的是，民主政治機制的發展，與政府管治質素的提升，以至維繫一個廉潔政府，不僅全然不矛盾，而且是最重要、最有效的保障。我們深切希望今次事件能幫特首曾蔭權重新反思民主法治的真諦。

明報 2007年10月13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71013/mra.htm